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这是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

       陈云为了向中央纵队传达会议精神写了一份传达提纲，记载了“会议的目的”之一，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当着红军占领遵义以后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行开幕”“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以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林彪）、聂（聂荣臻）、彭（彭德怀）、杨（杨尚昆）及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李富春）总政主任及刘（刘伯承）参谋长都参加”。

       在手稿最后一页有这样一段记载，“扩大会最后作了下列的决定：（一）毛泽东同志（当）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各支部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朱德）周（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

       这份手稿原来保存在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里，1957年1月被接收回国。手稿既没有署名，也没有成文时间，它现在只有第21页到28页，在标题上标有“（乙）”字，说明它是一份材料的“乙”部分，也就是第二个部分。手稿接收回来以后，1982年4月，曾经送给当时参加过遵义会议的有关同志请他们帮助辨别。5月18日，陈云证实，这是他在参加遵义会议后为了向中央纵队传达会议精神所写的一份传达提纲。后来党史上很多关于遵义会议的细节都是从这份手稿里获悉的。

       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这之前，“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上瞎指挥，不但把中央根据地弄丢了，而且在长征之初又使红军人数损失了一大半。可以说，遵义会议是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领导下，一步一步夺取革命的胜利，成功地建立起新中国。所以，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时指出，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的鲜明特点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确立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这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来源：中央档案馆）